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研究——以《王云五大辞典》为例

民国时期为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王云五大辞典》是该时期第一部采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本文对《王云五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和词性标注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并与其他代表性辞书的词性标注加以对比,总结《王云五大辞典》在词性标注理念的时代创新性,也指出其字词词性标注中存在的不足,供当前的辞书编纂参考借鉴。     

试论四平调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山东济宁金乡四平调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

四平调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以淮北花鼓为基础,融合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方风土人情形成的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济宁金乡四平调在吸收其他地区花鼓戏的精髓,参考京剧、豫剧、评剧的腔调和表演艺术,融合济宁本地的风土人情,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戏剧风格。     

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研究

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主要在伦理的觉悟、阶级感情的绝对化和人情、人性的表现等维度展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一方面是思想启蒙、阶级斗争、市场经济等时代话语对小说伦理叙事产生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是小说伦理叙事积极参与20世纪主流话语的价值体系建构。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末,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虽然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比较复杂,但整体上保持着与时代同构互动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指向。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兄弟伦理叙事镜像式地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变革的历程。     

日常时间的凸显——论新生代小说的“现实时间”

依照巴赫金的观点,日常时间不适合于充当小说的基准时间,但新生代小说却打破了这一艺术禁忌。为了弥补日常时间的固有弱点,新生代小说采用了各种艺术手段:节令和生命特殊时刻的介入,历史时间的参与,传奇时间、生理时间、心理时间的补充,叙事时间的多变,等等,从而实现了对日常时间循环性和沉滞性的超越。     

试论当前文艺学研究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的文艺学研究模式出现了“断层”现象,存在着研究泛化、缺少系统性、基础理论薄弱、研究者的心态发生错位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文艺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建构新的文艺学研究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要任务,为此,必须切实转换研究者角色,立足中国现实,廓清研究领域,在具体方法的多元化与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力求有新的突破。     

生态美学--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

生态美学包括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两大系统 ,而各自又有其分支系统 ,保持各系统的生态平衡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对于审美与艺术的发生、价值构成有重大意义。在人与自然逐渐隔离的今天 ,生态美学的使命就是追求更深刻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与统一     

日常生活及其升华的向度——滕肖澜都市小说叙事主题简论

进入新世纪,信奉简单而不简陋创作理念的上海作家滕肖澜,创作了一系列表现沪上市民生存状态的都市小说,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诗学展示、心存怨恨地生抑或饱含爱意地活的市民生存哲学,与作为对抗都市物质主义异化的升华的爱情传奇书写,成为其小说主要的叙事主题。     

从文言文心到俗话俗情——论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语体变更

聊斋话本由原来的传奇文类改编为话本体式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其语体从文言文心转变到俗话俗情的过程。聊斋话本对《聊斋志异》的语言转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化文人雅韵为庶民俗趣;二是变文思才藻为俗话谐谈;三是变书面文言为方音时调。聊斋话本和《聊斋志异》不仅在语言运用上显示出质与文的区别,而且通过语言的表象亦可看出两者在文化理念上也存在着俗与雅的分野。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韩信“谋反”真相再探

从互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韩信的"谋反",我们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从互见法的角度分析薄太后为周勃的"辩护"、彭越的冤案、萧何的遭遇等,可以证明韩信的清白。韩信谋反案在档案文书中早有记载,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只能按照"爰书"叙史,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实录"。对于韩信的悲惨遭遇,司马迁有自己的评判,司马迁通过多处互见法的灵活运用透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